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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國秩序下性別關系的歷史演進與現實觀照
來源:中國婦女報 時間:2019.06.18 字號:【

  編者按

  等級性的“家國秩序”始于西周,從戰國末到西漢再到東漢,自上而下、從內到外、等級分明的家國同構治理模式得以逐漸推演建立,而家國同構的父權性別制度起到制度維護的重要作用。進入近代,家國秩序不再是家與國關系的封閉系統,家國關系的二元結構被打破,國家成為推動性別平等的主體和引領力量。本文作者梳理了家國秩序與性別關系發展、演進的歷史脈絡,并試圖以此為出發點為性別研究提供本土化的概念與分析框架。

  ■ 杜芳琴

  近日,飽受批評的電視劇《娘道》重播,再次引發網友“封建糟粕”“升級版女德”的批判聲討。有網友據此建議矯正影視創作界“三觀”;對影視制作者進行性別平等培訓;出臺媒體監管政策,建立性別平等指標評估及咨詢溝通機制。這也引發了筆者的專業敏感。筆者認為《娘道》問題的制度根源或可從家國秩序下的性別關系談起。

  家國秩序與性別關系

  等級性的“家國秩序”始于西周。從春秋后期的禮崩樂壞,到戰國七國兼并,周制日漸衰微。秦滅六國顛覆了歷時八百年的“周禮”;漢承秦制,建立并完善了大一統帝國大地主階級、權臣掌權的“家國同構”的父權制度,父權性別制度也趨于完善。歷經兩千多年幾經朝代更替,制度微調,其基本內核并無質變;隨著清末帝制終結,傳統父權制家國同構秩序遭到顛覆。

  “性別關系”在周代父權制建立后,在家國秩序下,父權性別制度建構系統成為父權制的重要部分,包括性別間的男女空間界域與職事分工區分、組織機制及其運行的規則,如婚姻、家庭/族、生育、繼承與親屬制度等;該制度通過儀式風俗和日常道德規范,還有語言意義生產,逐漸滲透擴散在民間。

  家國一體的父權制萌芽,可追溯到周滅商前的家國治理思想。后儒在《禮記·大學》中做了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系統總結闡發。周滅商,顛覆了男女無別,內外不辨,尊尊、長長、親親不分的商制,代之以“尊尊、親親、長長、男女有別”的價值原則指導下的父權制度,確立了家國一體的周制。其機制運行是以“尊尊經親親”確立嫡長子繼承制;以“親親經尊尊”建立尊祖敬宗、奉祀先祖的廟祭制;以“男女有別”同姓不婚原則建立婚姻、家庭、生育、家/族內/外的親屬制度,男女有別原則又在空間場域及職事建構男公外女私內的分域、分工制度。

  上述立子立嫡制基本制度又派生出宗法制、喪服制和分封制等,家國一體化更昭然天下。該制度中的性別等級在空間場域及職事的男外(公)女內(私)的分域分工,禁止婦女涉足“國之大事,唯祀與戎”和理政等“公事”,限定婦女在家中從事內饋和蠶織;在家國組織系統中,又用男內女外的秩序定義親疏、遠近,主從、尊卑……的價值等級,其中同姓不婚的婚姻交合,充滿了男性優先特權:婚姻的從夫居、生育的從父姓;雙系親屬系統男內方擁有先賦的主位“身份”,將“入族主名”的外人女子據丈夫身份派以“妻、婦、母”等流動的“名分”,被稱為“外戚”,連本家的外嫁女子也界定為“外人”。從組織制度與分域/分工的內外次序的顛倒,更顯示制度設計者的赤裸裸的偏私與專橫。

  秦漢“家國同構”與性別關系因變的連帶性,在大一統帝國家國關系中的父權“家國政治”,包括國內族外婚、雙系(內之男系和外之女系)的親屬制度進一步制度化,從而形成了政治權力配置和家國治理的同構性。

  家國同構的父權性別制度意識形態建構起到制度維護的重要作用:從戰國末韓非的“三綱”雛形的諫策,到西漢董仲舒的“王道之三綱,可通于天”的合理化論證(《春秋繁露》),再到東漢《白虎通義》的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的“三綱六紀”的官方文件,自上而下、從內到外推演出等級分明的家國同構治理模式。價值意義的再生產,兩漢儒家對經典再闡釋,加強倫理道德規范,如“三從四德”“七出三不去”;為經學服務的“小學”的訓詁、文字學如《說文解字》《爾雅》等無不在論證父權性別制度的正當性。

  從漢末開始,幾度分裂又一統的朝代更迭,該制度受到周邊族裔的沖擊又馬上彌合。如宋儒對家庭內外有別再強調婦女定位于內,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論證;元代理學初漸,奠定了“四書”進入主流政治,成為科舉考試的范本;明清的提倡節烈,性別制度演化為如父權、夫權、族權、神權的四條繩索。

  近代:家國結構面臨變局

  進入近代,家國秩序不再是二維結構的政治經濟形態的家與國關系的封閉系統,而是多元維度的新興結構與家國并存:社會從家國結構中析出公共空間、領域和事務;資本與市場打破了傳統小農/商賈經濟形態,直至從工業化到今天全球化貿易、金融、信息等跨國資本等組織結構的層出不窮,及其伴隨著資本的人口流動……使原來的家國結構被楔嵌于上述諸結構中,形成互嵌互動互構互斥的復雜關系。家國關系的二元結構早已打破,世界-國族-社會-家庭-個體,再加上資本-市場,絕非傳統的家國結構下的閉鎖式內外有別的性別制度。

  然而,在推動性別平等領域,國家成為主體和引領,在立法、政策、宣教、協調、治理等方面擔當責任并握有資源權力,整合群團組織如婦聯和更多社會組織推動男女平等;家庭這個最緊密的性別關系場域載體,更應該成為性別平等的前哨陣地。

  史鑒:探索本土性別研究/行動框架的可能

  據上所述,家國秩序的性別制度是一個演進的過程,對性別研究/行動者來說,可以從制度演進過程和內在結構及其運行中,提煉其固有的概念名謂,如“男女有別”“內外有別”“因變”“經權”等。如果說男女有別是周代父權制建構核心理念,那么“內外有別”就是父權性別制度設計、運行的基本框架。

  內外有別無所不在、無孔不入地滲透在所有的時空場域、組織結構中,再沒有比本土概念提煉可以解釋本土問題更便當有效,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就是最好的利器。當內外有別的寬闊的視域和密致的結構網絡一旦張開,就對原有本土空泛的“男尊女卑”,舶來窄化的“男主外、女主內”有所取舍。

  總之,立足本土、貫通古今、對接中外,進行制度還原、概念重建,創建適合本土的分析與行動框架,就可能推動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,也可為推進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做出貢獻。回到開頭對以"娘道”為代表的影視劇所進行的批判,有了對制度/文化結構的系統性分析,將會使與論和大眾教育觀念得到改觀。推而廣之,推進性別平等,應立足家國互融互動,從宏觀到微觀的分析、研判視角,進而論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以及橫向合作的行動方案。同時,多方位改善性別平等的立法政策、改進實施方略、宣教手段等。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,相信接地氣的本土理論概念下的分析/行動框架會成為助推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落地生根的利器。

  (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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